人工智能的一个最具悖论性的特点在于，尽管它被誉为通向丰裕的道路，但至今最重要的财务成果却集中在稀缺性上。最直接明显的例子便是英伟达（Nvidia），其市值飙升，芯片需求远超供应：
近年来，另一个日益突出的稀缺资源是AI人才——那些真正构建和扩展模型的人才如今的薪酬甚至超过了职业运动员，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也不难理解：
- 在AI领域取得“胜利”的财务回报潜力巨大
- AI的产出具有一定可度量性
- 所有竞相招募人才的公司，其所需完成的任务高度相似
这一点在科技行业历史中相当罕见。尽管优秀程序员一贯炙手可热，特定产品领域也曾出现激烈竞争，但在过去几十年间，科技公司本质上是各自为政的“特许经营”：谷歌主打搜索，亚马逊专注电商，Meta侧重社交媒体，微软聚焦商务应用，而苹果则以硬件设备见长。这种市场格局意味着企业的整体实力高于个体员工，从而限制了个人薪酬的天花板。
而AI的情况至少目前为止有所不同：虽然从长远来看，AI产品也可能出现分化和主导企业，但只要游戏核心还是基础模型（foundation models），所有公司就都在打一场相同的比赛，这便大幅提升了顶尖人才的议价能力。由此，能够提供更高报酬或更具吸引力使命感的公司，自然会吸引最强选手；反过来，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，则注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。
苹果的迟疑
上述观点引出当前的焦点问题：公司阵营的变化值得深入观察。以Meta和苹果近期的自由球员签约为例，彭博社报道称：
苹果公司负责AI模型开发的高级主管即将跳槽至Meta，这对苹果本已陷入困境的AI战略而言无疑是又一打击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位名为彭荣明（Ruoming Pang）的杰出工程师，曾负责苹果基础模型团队，目前已决定离职。Pang于2021年从Alphabet跳槽至苹果，如今成为Meta“超级智能”团队的最新重要招募对象。
知情人士透露，Meta为招揽Pang开出了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待遇。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近期正大举招募AI高端人才，已吸纳包括Scale AI创始人Alexandr Wang、创业者Daniel Gross以及前GitHub CEO Nat Friedman在内的多位重量级人物，同时还从OpenAI与Anthropic挖来了研究员李元志（Yuanzhi Li）和Anton Bakhtin，后者曾参与Claude模型的开发。上个月，Meta还从OpenAI批量招募了一批研究员。Meta在本周一晚间确认聘用Pang，而苹果、Pang本人、OpenAI和Anthropic均未对此发表评论。
苹果AI团队被挖角令人意外之处并不在于他们流失人才，而在于他们原本竟然拥有如此值得争抢的研究人员。毕竟，苹果早在另一项稀缺资源——Nvidia芯片采购上，就已显示出其对AI的不够投入。彭博社曾报道：
前首席财务官卢卡·梅斯特里的GPU采购策略显得过于保守，事后看来这一决策并不理想。长期以来，苹果利用市场主导地位和雄厚现金储备，控制了包括半导体和玻璃等关键部件在内的全球供应链。然而在AI芯片需求暴增之际，苹果仍采取缓慢采购的做法——这延续了其对新兴技术一贯持保留态度的战略——结果导致其模型训练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公司。苹果的一位AI团队成员指出：“当对手已将全球的GPU抢购一空时，你就不可能凭空召唤出更多资源。”
这看起来或许令人费解：一家在2024财年创造了118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的企业，居然如此“吝啬”？但从两个角度来看，苹果的谨慎又显得合情合理。
首先，AI在短期内对苹果业务的实际影响并不大：人们仍需设备来访问AI，而苹果在高端设备市场仍处于领先地位（当然，长期来看，AI可能取代智能手机，或显著提升Android等替代平台的吸引力）。这显著削弱了苹果在GPU与人才方面进行高额投资的动机。
其次，一些AI企业所描绘的激进愿景，本身与苹果一贯的企业哲学格格不入。
科技的两种哲学
早在2018年，正是AI（当时还未进入LLM阶段）促使人们开始探讨“科技的两种哲学”：其一以谷歌和Meta为代表：
谷歌认为，计算机的角色是替人类完成任务，从而节省时间。Duplex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——计算机代表用户拨打电话。谷歌的许多AI成果也体现了这一理念：Google Photos自动整理并建议修改照片；Google News为用户挑选新闻；Google Maps带用户发现周边店铺。Waymo最终登台亮相，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，也可谓顺理成章。
而Meta的扎克伯格，则似乎是这一理念更极端的实践者。Meta不仅要替用户完成任务，还坚持做出用户自己“本不会做出的事”。扎克伯格身上的“救世主情结”使Meta走向了这一思路的更极端路径——即让计算机主动替人类行事。
第二种哲学则由苹果与微软代表：
在微软Build大会上，CEO萨提亚·纳德拉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理念：计算机不是替人类工作，而是辅助人类提升工作效率。这种哲学隐含着不同的责任观：谷歌CEO皮查伊强调“我们对AI发展有深切责任感”，这本质上仍以公司为主导；而纳德拉认为责任在于整个行业与每一位使用者。
这一“工具型哲学”是较早期的主流理念，其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无疑是苹果的已故联合创始人乔布斯。乔布斯曾以“思维的自行车”形容计算机的作用：
“小时候读到一篇科学美国人的文章，文中比较了各种生物在从A点移动到B点过程中的能量效率。秃鹰是最节能的，而人类仅排名中游。但有人做了个实验，让人骑上自行车测试结果——人类瞬间超越所有生物。这个例子对我影响极大：我们是工具制造者，能用工具极大放大自身能力。计算机正是这样一种工具，是人类思维的自行车。虽然我们刚起步，但已经见证巨大变化，而未来百年会有更令人惊叹的发展。”
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乔布斯的预言得以应验：移动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世界，而AI的影响可能更胜一筹。就本文章而言，更值得关注的是商业机遇与企业哲学的互动关系。
苹果的立场十分清晰：
苹果的谨慎源于其认为AI对自身业务的直接回报不大，也不太担心潜在风险。其“工具偏好”哲学让苹果更愿意将AI作为第三方App形式接入iPhone。苹果作为平台公司，其任务不是主导AI，而是确保开发者能在其平台上提供AI应用。
与此同时，Meta的激进策略亦在逻辑之中：AI为其提供巨大机会（同时也是威胁——广告业务最稀缺的资源是用户时间），而其哲学是让计算机“主动代劳”。
感觉幸运吗？
另一种分析公司AI战略的方法，是借助已故哈佛教授克莱顿·克里斯滕森提出的“延续性与颠覆性创新”框架：
大多数新技术属于延续性创新，即提升已有产品在传统市场中的性能。而颠覆性创新则在短期内性能更差，但带来完全不同的价值主张，满足的是小众新兴用户的需求——通常更便宜、更简单、更便捷。
生成式AI对谷歌而言究竟是延续性还是颠覆性创新，至今仍无定论。谷歌在基础设施与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积累，AI技术可增强其广告与云服务，但其核心搜索业务的变现逻辑却可能遭遇挑战。
Meta没有搜索业务包袱，AI显然是延续性技术，因此其敢于重金投入。
问题在于谷歌：为何其也大力投入AI？答案或许藏在其创始愿景中——“I’m Feeling Lucky”（我感觉幸运）这个按钮象征着谷歌创始人对AI与精准搜索的信仰。即便该按钮后来已形同虚设，其象征意义仍深远。
谷歌愿意冒商业模式的风险追求AI技术本身，或许意味着它最终有望实现AI转型。
微软、OpenAI与Anthropic
上述分析虽适用于苹果、Meta与谷歌，但在微软、OpenAI与Anthropic身上还需更多补充。
微软自身并无强大基础模型，但投资了OpenAI，其核心AI产品是Copilot——正是典型的“工具哲学”产物。但挑战在于：员工是否愿意改变工作方式来适应这些工具？Bloomberg报道称：
微软销售人员正面临巨大压力，而OpenAI已拥有300万企业用户，增长迅猛。尽管Copilot在众多企业中使用，但面对与ChatGPT的直接竞争，微软销售团队难以找到差异化卖点。
这说明：只要AI使用依赖员工自发意愿，ChatGPT这类消费者认知度更高的产品更具优势。OpenAI事实上也和微软面临相同挑战。
相反，Anthropic的战略截然不同：其目标是打造“代理型AI”，即替人类完成任务的智能体。Claude系列的产品强调“完成任务”而非“辅助用户”。Anthropic的目标是用AI取代某些工作，而非增强个体效率。
这与20世纪主机时代的软件（如会计与ERP）如出一辙：AI替代后台职能，让企业受益，由高管推动实施，而无需依赖员工主动改变行为。
这也解释了为何Meta能吸引更多OpenAI研究员：许多研究者对“AI主导一切”的愿景更具热情，而非仅仅把AI视作工具。由此，传统工具厂商也不得不与这些“信仰者”合作。
虽然各家战略不同，但正因如此，AI格局才更值得关注。